close
袁道先，男，1933年生，浙江諸暨人，國際著名地質學傢、水文地質學傢、巖溶學傢，1991年11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傢，現任聯合國國際巖溶研究中心（IKRC）學術委員會主任，巖溶環境重慶市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西南大學科協副主席，西南大學第三屆學術委員會顧問，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探查地下河闖進野生蛇大本營
重慶日報記者：您在科研生涯中跋山涉水，是否遇到過危險？您怎麼看待科研事業中的風險？
如今想來，1946年我從青木關的中央大學附中走出去，2000年到西南大學任教後又在青木關建試驗基地，確實是與這裡有緣。
談野外風險：巖溶研究需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膽氣
袁道先：說起成就感，那一定是體現在腳踏實地的野外考察、實地工作中。我們地質工作者，應當“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為國傢、為社會、為群眾做實事。我有兩件親身經歷的事情可以與大傢分享。
第一件事情發生在半個多世紀前的上世紀60年代，我作為勘察隊副總工，到金沙江參與成昆鐵路建設。
我到瞭地面上，剛轉過身準備拉我的助手，突然發現面前多瞭個東西 一條劇毒的金環蛇從巖壁上垂下來，掛在我和助手中間。
由此，我對英語的興趣一發不可收。後來能夠到國外做巖溶研究，實在要感謝中學時期老師們悉心教授的英語知識。
如果有一份工作，需要你長年累月在野外風吹日曬、跋山涉水、鉆洞下河，鬥毒蛇、爬懸崖……你能堅持多久？
談科研成就感：要始終堅持“將論文寫在大地上”
你一定會問，這是什麼工作，怎麼會這麼苦？
這就是好奇心的力量啊！在我自己6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因為始終有對巖溶現象的好奇，所以我不覺得辛苦，也不覺得枯燥。有好奇心，就有破解問題的動力，也就有科研的動力。
這份工作，叫巖溶研台中西區月子中心介紹究。在西南大學，有一位教授已經堅持瞭60多年 他就是今年85歲的中科院院士、我國巖溶學領域的先行者，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袁道先。
當時，物台中中區月子中心質條件非常匱乏，我們沒有禮堂，就站在操場上背誦；老師搬出幾張課桌當評委席，也坐在操場上評分。如今，這片操場已經是青木關群眾耕種的田地瞭。
中央大學附中集中瞭大批從英美等國“海歸”的名師，老師們全心全意地將他們在國外學到的先進知識傳授給我們。並且為瞭激發我們的學習興趣，他們經常講科學大傢的故事。
除瞭對科研的好奇心，中學教育還為我的科研工作打下瞭紮實的語言基礎。老師們有留學經歷，英語水平很高。為讓我們學好英語，他們特意舉辦英語課文背誦比賽，我背誦《賣火柴的小女孩》，拿瞭全校第二名，也是我中學時代拿的大獎之一。
說實話，那時我很緊張。鉆機一打下去，耗資不菲，萬一我的觀點有誤，就會造成浪費。結果，鉆機向下打瞭50多米後，我們發現下面就是鵝卵石！
這是一塊凸出峽谷山壁的大花崗巖，我如果滑落下去，就會掉進雅魯藏佈江，直接被沖走。就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候，向導小姑娘轉身用力拉瞭我一把，讓我穩住瞭身體。我趕緊爬上花崗巖頂端，大有劫後餘生的幸運感。真是太感謝向導小姑娘瞭，她救瞭我的命！
我的心情之緊張，不亞於勘察花棚子的時候。為瞭負責，我親自參與將試劑投放到地下水裡。之後，我在濟南觀測瞭一個多月，直到第一個帶鉬離子的水樣從別的鉆孔裡被檢測出來，我才松瞭一口氣。
但是，地下水在地表隔水層之下，肉眼是看不見的。如何探明水流的走向？這就需要做一個示蹤試驗。
好奇心是科研工作最大的驅動力。如果隻把科研工作當作苦差事，是堅持不瞭的。
那時，就算是國際上，也沒有人做過面積這麼大的示蹤試驗。我面臨的科學挑戰，除瞭地下水流域面積大，還有就是要設計一種全新的示蹤試劑。
做完勘察，我們高高興興地往回走。但洞口隻能容一個人通過，助手就說，老師，我先把您推上去，您再來拉我。
成昆鐵路有座建在大石頭中的隧道
科研生涯中，袁道先身背巖溶地質工作者的“三件套”（鐵錘、羅盤、放大鏡），走遍瞭全球45個有巖溶現象的國傢。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他連續主持多個巖溶學領域的國際項目，令我國巖溶學走在世界學術前沿，也推動瞭全球的巖溶研究。
是什麼讓袁道先對旁人眼裡的苦差事甘之如飴？在與重慶日報記者的對話中，他說，好奇心是他科研道路上最大的驅動力；而重慶，則是他的科研好奇心最先萌發的地方。
後來，隨著野外考察經驗豐富起來，我面對各種危險也越來越鎮定。但1979年左右的一件往事，現在想起來還是很驚險。
這樣一來，首先試劑必須對人體無毒無害；其次，它還得無色無味，不影響市民生活用水的品質；再次，它必須含有地下水本來沒有的成分，否則就無法從水樣中被檢測出來。
如今看來，這次示蹤試驗的范圍算得上世界領先，並且很成功。這也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
站在基地，我總會回想起許多中學時代的美好記憶；而當地群眾對基地工作的支持，也讓我覺得從抗戰時期至今，重慶人總是那麼熱心、直率、助人為樂。
袁道先：跋山涉水，本就是巖溶研究的一部分。中國最早的巖溶學研究者，就是明朝地理學傢、旅行傢徐霞客。他的《徐霞客遊記》中，記載瞭許多巖溶現象。當然，在野外，難免也會遇到一些危險的情況。我印象中比較驚險的有兩次。
經過幾天勘察，我們發現，帳篷竟然是紮在瞭一整塊巨大的石頭上。這塊石頭有多大呢，僅長度就有500多米！寬30多米，厚度大約有50米。
我們過瞭江，在金沙江北岸找到瞭大石頭的同類。問題嚴峻瞭：如果大石頭是從北岸來到南岸，那它下面一定還有河道上常見的鵝卵石。我提出，如果要在大石頭上搞基建，標準就要按照鵝卵石地層來做，而不能把大石頭當做地層。
對科學的好奇在重慶青木關萌發
當地老百姓聽說我們去瞭溶洞裡，都非常驚訝。原來，那裡是當地出瞭名的蛇窩。我們誤打誤撞，闖進瞭野生蛇的大本營！
最奇怪的還不是這石頭大，而是找遍整個金沙江南岸，也找不到同類的石頭。這個“大個子”，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袁道先：當然，我對那裡很熟！我們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有一個野外試驗基地就在青木關薑傢龍潭村。你看，這“龍潭”，是地下河的意思，地名就顯示瞭這裡有巖溶現象。
當時，我的看法受到質疑。有人認為，這麼大塊的石頭，不可能自己從北岸“跑”到南岸，它就是南岸的地層。但一條鐵路，關系著多少人的生命財產！為瞭將來的安全，我堅持己見。於是，考察隊派出兩名技術人員和一個機組，跟著我到大石頭上打鉆孔勘探。
袁道先：那是我的中學時期，也是我初次萌發對科學研究的好奇心的時期，非常難忘！
這個結果，讓大傢都一身冷汗：還好沒有直接在大石頭上建設鐵路地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經過嚴格的勘察和建設論證，後來，我們在大石頭裡建瞭一條隧道，就是成昆鐵路花棚子隧道。如果你坐火車經過那裡，可以觀察一下這條特殊的石中隧道，很有意思。
這次經歷對我影響很大。作為地質工作者，我們的研究結論和國傢社會發展、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緊密相連。千萬大意不得，馬虎不得！一定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能夠避免並解決這一重大的安全隱患，讓我很有成就感。
第二件事情距現在時間近一些，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末。我受委托，到山東濟南勘察趵突泉的地下水系。
濟南被稱為“泉城”，趵突泉的泉域分佈自東向西約有50公裡，南北距離30多公裡，面積很大。探明地下水分佈，對濟南的城市建設、規劃意義極其重大。
眾所周知，成昆鐵路有一段經過金沙江河谷，打牢地基事關重大。那時，我們住在河谷中一個叫花棚子的地方，帳篷就紮在金沙江南岸上。白天，我們到四周勘察地質情況，晚上住在帳篷裡。
示蹤，就是顯示蹤跡的意思。我計劃在濟南的地下水中投入示蹤試劑，然後通過不同的鉆孔，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取水，通過觀察示蹤試劑出現的先後順序和運動軌跡，就能勾勒出地下水在城市中流動的方向。
談科研動力：有好奇心就有科研的力量
畢竟，濟南這麼大一座城，市民每天生活都需要地下水。我往地下水裡放的試劑，絕不能幹擾大傢的正常生活。
西南大學教授袁道先:好奇心讓我堅持巖溶研究60多年
這真是費瞭我許多的心思，倘若不成功，代價也是巨大的：整個試驗投入瞭30多萬元，當時“萬元戶”還不多，足見經費投入之大，並且還會影響到濟南今後的長遠發展。最後，經過反復論證，我決定使用鉬離子作為示蹤試劑的關鍵成分。
為什麼呢？鉬離子有幾個好處：第一，它對人無毒無害；第二，它容易被檢測出來。檢測人員隻需隨身帶一臺示波極譜儀，插上電就能檢測，試驗效率高。
一旦決定，我馬上行動。我帶著兩名助手，到化學品門市買瞭200多公斤鉬酸當原料，把門市的存貨都搬空瞭。制成試劑後，山東省水文地質勘察大隊協助我們，找來一個卡車那麼大的膠皮囊，將試劑裝載上，到濟南南部山區的鉆孔去投放。
這故事對當時還是中學生的我震撼很大：達爾文怎麼能這麼勇敢，他不害怕蟲子有毒嗎？生物老師解釋說，達爾文對於昆蟲的好奇遠遠超過瞭恐懼，所以他不害怕。
後來，整個試驗足足持續瞭半年多，檢測出來最遠的示蹤試劑，一直到大明湖邊上。也就是說，濟南的地下水系從南部山區一直延伸到北部。
重慶日報記者：您中學畢業後還去過青木關的學校舊址嗎？
袁道先院士。記者 謝智強 攝
感言：
人物名片
重慶日報記者：您的科研生涯起於好奇心，如今已超過瞭半個世紀，請問您在科研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麼？
第一次是1955年，我和兩個同事一起在雅魯藏佈江做區域台中西區住月子中心水文調查。雅魯藏佈江分上下峽谷，下峽谷很陡峭，表面是風化嚴重的花崗巖，非常滑。峽谷裡沒有路，我們隻能在花崗巖上攀爬。
雅魯藏佈江真是險！現在我還能回想起江水滔滔奔流，峽谷裡回聲轟隆作響，像萬馬奔騰。我才二十歲出頭，也有些害怕。但既然承擔瞭任務，必須咬著牙關繼續走。
當時，有一位十幾歲的當地藏族小姑娘為我們當向導，走在前面開路台中西區月子中心比較。當我要跟著她爬上一塊特別大的花崗石時，我腳下突然一滑，整個人順著傾斜的石頭就往下溜。
例如，我們的生物老師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達爾文十幾歲的時候醉心於研究昆蟲，到野外捕蟲，雙手各抓瞭一隻蟲，準備帶回去研究。這時突然迎面又飛來一隻沒見過的蟲，怎麼辦？達爾文毫不猶豫，張開嘴含住瞭蟲子。
現在，我們的試驗基地離當年中央大學附中的初中部校舍僅有100多米遠。過去幾乎每年我都要去一次，觀察基地的運行情況。那裡距西南大學隻需半小時左右車程，路線我都記得住。
當時我帶瞭一個年輕助手，一起到桂林和興安之間探查地下河的情況。我們鉆進當地山上的溶洞，順著洞穴往下走，很順利地找到瞭地下河。
重慶日報記者：您現在是重慶的一名教授，但我們瞭解到，其實您也曾是重慶的一名學生 1944年，您跟隨傢人遷至重慶，並於1944至1946年間就讀於沙坪壩區青木關鎮中央大學附中。請問這段時期給您帶來瞭哪些影響，您有哪些難忘的回憶？
什麼都來不及多想瞭！我舉起手裡的地質錘，對準金環蛇一陣猛敲，把它敲瞭個稀爛。然後拉出助手，兩個人趕緊往回跑。
沒想到，沒跑幾步，地上又冒出來一條蛇！我們繞開它，隔一段又有蛇！還好，這些蛇都不如那條死瞭的金環蛇厲害。我們步步小心，終於順利回到山下。
當時正逢抗戰，我就讀的中央大學附中有許多師生經歷流離之苦，我也有切身體會。因此，全校上下師生一心，想的就是如何學好知識，奮發救亡。
人在困境中，往往激發出意想不到的潛力，我平時最怕蛇，但面對金環蛇，完全忘瞭害怕，最後也成功脫險。這倒是更台中南區月子中心推薦讓我對野外考察增添瞭信心。
從事巖溶研究，繞不開野外考察，必須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膽氣。同樣，科學研究中，難免會遇到風險。但我們不能因此裹足不前，而要理性判斷，客觀分析。科技工作者應當勇擔風險，頂住壓力，用實驗證明自己的判斷。
正文已結束，您可以按alt+4進行評論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